本文摘自《龙永图 白岩松:中国,再启动》,龙永图 白岩松 著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出版时间:2015年1月。
作者:白岩松
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,常看到:“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”“机场爆炸”“商场砍人”“孩子被摔”“城管打死人”……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。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,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,此刻,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。
我觉得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。
第一个,来自不信任。现在中国庞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。飞机飞不了,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,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。他拿起电话一打,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,就急了,说北京天气好着呢,你怎么撒谎?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,的确,它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。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点,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%,剩下的全被拿走了。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,因此,有时候不得不撒谎。撒谎,公众不信任,所以就会焦虑,如果要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。
第二个,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“怕吃亏”。人太多了,所以都怕吃亏。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,那我不冤死了。
第三个,最重要的是,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,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,过程往往被忽略了,尤其是旅游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,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。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,98%~99%的游客,甚至100%的游客,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,到了那儿,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。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,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,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,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。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,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。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《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》,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,八天十国旅游。八天十国旅游,这在国外是没有的,只有我们中国有。我们还有世界公园,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,一天就能游完。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。
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。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,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,离开这种节奏。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,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“延误”,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。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“感谢”,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,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。如果未来有一天,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是这种心态就会好得多。
无信仰,不幸福
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与大环境有关,但重要的一点是,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。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,兴高采烈地出来买了馒头,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。然后卖了染色馒头的人,兴高采烈地出来去给孩子买奶粉,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,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,这是一个恶性循环,怎么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?
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,那就是公平、民主和信仰(或者叫希望)。
第一,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我可以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,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,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“富二代”。当所有的人都成了“富二代”的时候,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。要知道真正敢抛弃财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。就像大画家董寿平,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,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,他就喜欢画画,把财产全扔了,一心画画成了大家。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?他会成为大画家吗?当中国人都成了“富二代”的时候,生活会静下来,这需要公平,规则的公平,各方面的公平。
第二,是民主,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,因为我参与其中了,就像陪审团。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,你参与其中了,最后你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。大家别把“民主”当成敏感词,十七大报告里头两个章节都在大谈民主。
最后一个,就是信仰(或者叫希望)。有信仰就会有敬畏,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,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,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。
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,来自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,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,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。中国人进庙里或者到观里头目的非常明确。什么事?没孩子,那去找观音。什么事?病了,进药王殿。什么事?缺钱,拜财神爷。指向特别明确。另外,中国还发明了“许愿”和“还愿”这一说,全是临时的,千百年来就这样。
当然,必须强调,在中国,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,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。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,就是要有敬畏。改革开放30年,欲望面前,信仰的核心是敬畏。敬畏是两个词,尊敬什么,畏惧什么。因此,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,这边是敬,那边是畏,河的堤坝足够高,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,都不会泛滥成灾。但问题是,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,敬畏的河堤不在了,或者变低了,因此欲望的河流奔腾泛滥,带来无数灾祸。
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,只要有希望有信仰,人就不会那么焦虑。
寻找信仰,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。
中国改革头20多年,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,“温饱”“小康”“翻两番”,全是物质的概念。经过20多年,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,提出了“和谐社会”,“和谐社会”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?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,一个新的挑战来了,一个13亿的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?
几千年走过来,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?它在一种杂糅了的中国文化里,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,在你看的戏里,在小学课本、唐诗宋词里,这些纠缠在一起,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。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,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,懂得节俭,还有敬畏天地。
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,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被彻底毁掉了。中国传统信仰是八个字: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。这八个字是根基,可现在信的人也不多,如果还有人信,三聚氰胺、瘦肉精等也不至于那么严重。不信这八个字,是一个根源。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“信仰危机”,那时候提的“信仰危机”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。那时候“信仰危机”指的是对内心的挑战,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,它是什么?它不一定是宗教,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。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,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。
也有人质疑说,现实中有很多的问题与障碍,可一下子把未来与目标推到了虚无缥缈的心灵与信仰上面,是不是逃避?是不是面对现实难题的一种无能并无奈的溃败?我想并非如此,正是因为这些难题,我们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坚的武器,更何况,我们都得知道,我们打算往哪儿走。
每一个个体,都有自己的路。富裕之后,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。你总该信一些什么,比如真诚,比如友情,比如适可而止,比如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……让自己安宁,也让周围的人被感染,没信仰恐怕就无幸福。